摘要：僧医将佛教教义与中医理论相结合，是古代医疗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僧医多活跃于地方，已不同于中古时期。本文以释心禅为例，从其民间诊治活动、与官、儒人际交往以及与地方治疫上看出僧医在当时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如释心禅此类僧人，将佛教普度众生付诸于行动，通过行医救命的方式，从而达到实现理想、施展才华，创造自身价值的目标。
关键词：清代僧医，释心禅，《一得集》
中图分类号：R-09/B.9/K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
自佛教传入中国，僧医便开始出现，其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学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体系。僧医将佛教教义同医学理论结合，是中国古代医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僧医又称医僧，与佛医有不同之处。二者虽都与佛教有关，但佛医除了僧医群体外，又包括居士医家与崇佛医嗣，包含的范围较大。陶晓华、廖果曾编《佛医人物传略》一书记载中国古代有名的医僧位，未见经传的僧医则更多。研究僧医对佛学、医疗史等领域研究价值不言而喻。目前学界关于医僧的研究多注重于僧医的医学成就、僧医医术对中医的影响以及僧医的慈善事业等方面，且研究时代以魏晋、隋唐、两宋为主。清代僧医已不同于魏晋、隋唐佛教鼎盛时期的僧医，其难以进入宫廷进行医治，亦难以结交王公大臣、宗室贵胄，而是多活跃于民间。因此关于清代僧医的医治群体、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在明代，从医已成为僧人一种选择，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曾言：“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1]明代医家萧京在《轩岐救正论》卷六《医鉴》中将医者分为13类，其中也包括“僧医”，说明在明代时僧人从医已成为其生计的一部分。清代僧人行医的事例充斥在文人文集、笔记之中，说明僧人行医已成为常态，如清代硕儒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有反映。明清时期的医疗市场上，比起中医，僧医数量并不多，且僧医行医大多是个人行为而无组织性，一方面是为普度众生，另一方面是为个人生计，他们在医学防疫、医术创新等方面做出过一定贡献。
清代僧医虽有著作传世，但医案所见不多。普陀山僧释心禅作医书《一得集》，共三卷，上卷为医论，中卷及下卷为行医医案，全书内容包括有关医德、治则方面的论断及临床案例。其跋写于光绪庚寅春，[2]跋即此书完成于清光绪十六年（年）。现存版本有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永禅堂刻本和民国时期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本两种。[3]裘庆元曾言：“（此书）注重认证，扫除空谈，大师学问，盖胎息于《伤寒》《金匮》者也。案案精确，语语珠玑，求之晚近医案，实不多见。可与浙省大医王孟英氏医案后先媲美”，[2]提要可见其价值之大。僧医与普通医生是有差异的，《一得集》的医案为考察当时社会中的僧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材料。现笔者以《珍本医书集成》本《一得集》为中心分析清代僧医诊治、社交等问题，不足之处，敬求教于方家。
一、释心禅的行医之道及诊治活动
释心禅真实姓名及生卒年无考，笔者查地方志、民国《普陀珞珈新志》、清末民国报刊，未见其人的生平资料。通过其医籍看，具体活动时间推为清末，其先是在普陀山修禅，因“杭（有）奇难之症”，[2]而“满腔悲悯，打包出山，由宁而杭”。[2]旅居杭州行医之时，治好了多种疑难杂症，使杭州人“赖以全活不少”，[2]医案也是在杭州、宁波等地医病时所记。
释心禅并无“家传秘诀”，因喜爱医学而自学医术，“读《内经》《难经》《伤寒》《金匮》《干金》《外台》，汉魏唐宋元明清初诸大家”，后又遇“李梦舟先生传授针灸”，而“详勘细玩，略有寸步前闻”。[2]他并不泥古，“其案头所置，若徐灵胎、薛一飘、叶天士、喻嘉言、陆养愚祖孙、并江堪父子《名医汇案》，魏玉衡《续名医汇案》”，自己“撷其替华，去其糟粕，补未备而集大成”，[2]可见其医学知识多通过自学所得。
僧医皈依佛门，并且精通医理，对行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以释心禅为例，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医者当有医德。针对当时庸医误人无罪的观点，层层反驳，历数庸医误人之罪，要求从医者要有职业素质，谨慎行医，[2]卷上.-如治疗宁波张义乾湿热症时，与近地医者发生争执，并坚信自己，大胆开方治愈病家，并谈到：“士君子涉猎医书，大忌悬疑开方，药不对症，生死反掌，可不慎哉”。[2]卷中.
二是知先行后。针对当时流传的“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俗语，释心禅认为：“盖必先读书、而胸有成见，临症始知用方之变化。若不读书而徒临症，虽多亦奚为哉”。[2]卷上.诊治疾病前要读充足的前人医书医案，从而游刃有余，如宁波周子章室人患湿热症，其运用名医叶天士的方剂及理论治愈，并言“观此益信”，[2]卷中..在实践中证明叶天士医理的正确性。
三是将民间劝善思想、佛法应用于医疗。在清末灾劫频繁的情况下，如《得一录》、《金科辑要》等善书得以刊行流传。“善书与宝卷劝人戒杀放生、修善止恶以避劫难”，[4]劝善思想也被用于医疗活动中，释心禅提出：“德以治身，药以治病”，并且认为“德较药而有速”，多行善事，“救人以自救”便能“转祸为福”，[2]卷上.这是将民间劝善思想、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应用于医疗之中；再之，佛经亦被用于诊病，如官员赵忠患亢阳症，释心禅认为佛家六字经遏制欲望为上上药，徐引之（淞樵）评注曰：“此为心病以心药治”。[2]卷下.
四是不泥古方，创新医法。在诊治过程中，结合前人经验，提出新的论断，如“烟痢宜通不宜塞”、“喉症用吹药法”、“治小儿用药宜轻”、“补药不宜轻服”[2]目录.等，并在医疗实践中得以应用。如宁波陆姓孩子患脱血筋挛，他用治阴疽的药方通经养血，认为“凡天下事总须距离推测，不可拘泥如是”。[2]卷下.
明清时期的民间医家群体除僧医外，还有世医、儒医、走方医、女医等多种。世医、儒医多开医馆于城市，诊治方式主要为坐堂；走方医又称“草泽铃医”，即行走于市井民巷，女医以产婆为主体，亦多出诊。从释心禅医案中的诊治方式看，坐堂与出诊皆有，坐堂地点为自己的旅邸，具有临时医馆的性质；出诊路程较远，颇费周折，如诊治梅家坞孙某的偏枯症，释心禅出诊，同行友人徐引之记下：“梅家坞离杭三十余里，心禅朝去夕返”，[2]卷下.出诊往往需要一天的时间。
关于僧医的医酬，在其医案中并未发现诊金的记录，友人徐引之所作序中可寻一斑。序言称：“君侨居杭垣，历有年所，而士大夫持金帛邀求者，日踵门至”。[2].可见其行医报酬较为丰厚，而且病家较多，说明释心禅的医术高超、名气较大。
医家皆有特色专长，这体现医家的医术的专精，这样的医者被称为专科医家。释心禅医案中记载的诊治疾病名称及次数，可知其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科医家”。现将诊治的疾病列表如下：
表一：诊治疾病的名称与治疗次数
疾病名称
咳喘
虚伤风
湿热症
暑热症
霍乱
中风偏瘫
喉症
伤寒
痢疾
男科疾病
痰火症
百合病
头风
皮肤病
蛆虫病
胸痛
疝气
产科疾病
吐血
阳虚发热
暴脱症
外伤
偏枯症
次数
9
1
3
8
10
3
5
1
4
3
8
1
2
3
3
5
3
5
3
3
1
1
1
注：表中数据根据《一得集》卷中、卷下医案内容整理，参见本书第-页。
从上表可知，释心禅医术精于内科，又兼及外科、喉科、传染病、产科、男科等疾病的治疗，可见其是一位全科医者，因其精通多科、医术高明，自当有许多病家求诊。
二、医病关系与释心禅的社会网络
（一）病家信息
医案中记载了89名病家的病例，从中可知当时其医治的群体。现将病家的社会角色列表如下：
表二：《一得集》医案中病家的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
官
吏
旗人
僧道尼
商人
缙绅
工匠仆役
民众
妓女
人数
7
3
2
5
4
20
8
39
1
注：表中数据根据《一得集》卷中、卷下医案内容整理，参见本书第-页。表中官、吏、商人、名流等家属亦算在其中。
从上表可知，释心禅诊治的对象既有官吏人员、商人缙绅等上层群体，也有工匠仆役等下层百姓，这与普通医者的治疗对象并无差异。
僧医的医治群体还有特殊一类，便是僧道尼等宗教人员。这些宗教人员经常打坐，常患禅病，同为宗教人员的僧医诊病不仅运用中医方剂，尚要用佛法阐释道理。如医案中有性智长老以为久坐参禅就能超脱生死，脱离苦海，因而“强制不睡，终夜枯坐，两月来体渐赢瘦，单声咳嗽，血从上冒，一吐盈掬”，[2]卷下.释心禅先以宋代高僧释道原“磨砖成镜”的典故说明仅凭坐禅何以成佛，认为“释教以明心见性为上”，长期久坐导致“必入魔道，而此心反不能自主矣”，凭借方剂的调养，性智长老“精神日健”。[2]卷下.
另外，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下，医家并没有受其限制。一般为女性病家诊病时，需要家人在旁陪同，这在其医案中也可反应。关于在医疗活动中的“男女之大防”问题，杜家骥先生认为在女性医疗时“多数人在医病救命、男女之防这两者的选择上，应当是倾向于前者的”。[5]从释心禅的医案中可知，在89名病家中，有33位病家为女性，约占总数的37%，可见僧医也没有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从病家的籍贯可看出僧医的医疗辐射范围，如下表：
表三：《一得集》医案中病家籍贯
地点
宁波
定海
杭州
镇海
绍兴
萧山
吴山
温州
徽州
苏州
钱塘
石门
山阴
上海
籍贯不详
人数
23
29
21
3
2
1
1
1
1
1
1
1
1
1
2
注：表中数据根据《一得集》卷中、卷下医案内容整理，参见本书第-页。表中杭州数据包括外来人员在杭州诊治的记录，籍贯不详者推理应在浙江省范围内。
从释心禅的履历看，其在定海和杭州定居行医多年，病家人数当然也最多，其中慕名而来的有宁波府及杭州府周边县，绍兴府及各县，松江府，苏州府，徽州府，虽然人数较少，但能看出释心禅在江南地区是有一定名气的。
（二）医病关系
医者能将病家治愈，除了自身的医术外，病家及家属的因素亦十分重要。家属应对医者有所信任，从而使其下药无所顾虑治愈病人。如定海翁姓男孩患暑热病，连续诊治三日热仍未消除，家属坚持让释心禅诊治并换药，最后得医，释心禅言：“此症转危为安，全赖病家之坚信不摇，而余得以尽其技，否则难矣”；[2]卷中.再如一乡村刘姓男孩腹泻严重，释心禅用多于平常三倍的药量施诊，这一举措曾让家属怀疑，后坚持医治得以痊愈，释心禅言：“是症幸在乡僻穷民，若在富贵之家，延医多人，各执己见，反多阻隔，不能愈矣。”；[2]卷中.姚姓妇女怀胎怪异，身体虚弱，针对是否打胎救命，妇人说：“如能下之，虽死不怨，今身如巨石，扶持须人，家贫如洗，日食维艰，生不如死”，[2]卷下.在夫妻二人坚持用药下，释心禅从容下药，最后得治。
对医者的不信任，就会导致贻误病情，酿成悲剧。在《一得集》亦有明确的反映：如鄂记绸庄某太太患冬温暴脱症，家属对释心禅药方有所怀疑，并找其它医者商榷，从而贻误病情导致病人去世，“合家懊悔，复何及耶”。[2]卷下.
在杭州行医时，常有病危者邀其诊治，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如有治后身亡者，则使得僧医承担着医疗纠纷的风险。如杭州镶蓝旗某儿童患疳虫病，其诊视后认为“虽有神丹莫能救”，在家属的恳求下，勉为其难开下连梅汤方，但两天后此儿童病亡。[2]卷下.从此例可见，释心禅行医谨慎，对不治之症亦不敢草率诊治。突发医疗事故，坊间有诽谤者说其为庸医。对此，释心禅言：
……遇有危险者，而方亦不得不然，总之实事求是，能中病即为合法。如惯用轻方，或遇重病，将苟且姑息，知之而不用耶？抑任人讪谤以尽吾之心耶！……余于医理粗设藩篱，本无华扁之术，其克于讪谤者几希。[2]卷下.
从上述可知，释心禅针对医治病危人群时既要承担诽谤者的舆论压力，又要担医死病人风险的矛盾心理。清代法律有庸医杀人治罪的规定，《大清律例》载：“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6]但医疗纠纷诉讼的案例在清代确实少之又少，《刑案汇览》中仅占十例。[7]究其原因，马金生认为有以下三点：“一是医家行医谨慎；二是官府在裁断医讼案件时也多少受到天命观念的影响；三是医家在危难时刻自我多方开脱”。[8]再之，笔者认为，对于重症病家，在当时缺乏科学检验的情况下，医疗事故致死还是自然病故，官府难以界定。清代众多庸医充斥在医疗市场，甚至“庸医”形象与“良医”形象在清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9]医病关系已十分紧张，释心禅存在焦虑与矛盾心理在所难免。
（三）社交圈
《一得集》序言，分别由清末学者俞樾、翰林院庶吉士仁和县李鹏飞、平阳县儒士徐引之三人撰写，这三位都是当地的名人，这说明僧医与学者、名流等均有交集。就俞樾而言，其“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10]住在右台仙馆，在杭州时释心禅与其有过交集。俞樾写道：“庚寅（光绪十六年，）初夏，余住右台仙馆，和尚（释心禅）见访，并出此一编乞序”；[2]俞樾叙.俞樾是清代有名的学术大师，精通佛道儒三家，其曾作《废医论》，被誉为“废除中医第一人”，但从为释心禅所写序言来看，“废医”并不是其本意，[11]序中高度赞扬了释心禅的医德及医术将其比作“扁鹊仓公”，[2]俞樾叙.二人关系可见一斑。由于俞樾的名气及地位，为释心禅在杭州行医提供诸多便利。
第二位李鹏飞，字梅生，“光绪十五年（）中进士”，[12]卷.后任“庶吉士”，[12]卷.晓通医术，“医道甚精”。[2]卷中.李鹏飞之父李封常患痰火症，释心禅为其开方治愈，使其安养天年，李鹏飞写道：“先父与心禅交有年矣，每遇急症，延师诊治，无不应手而愈”，[2]卷中.由于数十年为其父诊病，医病相识与李鹏飞之父成为故交，故而家族中的李鹏飞与之有所交集。
第三位徐引之，号淞樵照人，浙江平阳县人，光绪十四年（）贡生，曾任训导，[13]工于诗文，留有《淞樵诗稿》及《淞樵遗稿二种》[14]传世。其医学传家，如其弟徐淞生曾作《达生三字真言》，[15]对医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皆通医学，徐引之为释心禅医案作注，且曾与他出诊，可见二人关系亲密，二人交往是通过切磋、交流医术形成的。
除了与地方名流、学者的交往外，释心禅亦与地方官交往密切。如镇海县儒学教谕赵忠，释心禅曾为他本人及夫人，孙媳皆诊过病。[2]卷中.；；卷下.；医案中亦有普通市民作为释心禅的朋友，如杭州丁松、[2]卷中.杭州牛羊司巷的陈铭甫、[2]卷中.宁波施采成[2]卷下.等人。朋友关系也会带来类似广告的效应，如宁波何世全是释心禅友人施采成的邻居，“辛巳（光绪七年，年）冬余邀友就同前酒楼小饮，而施亦在座。其子登楼云：‘何某刻患急病，即请诊视’”，[2]卷下.后开方治愈，这种通过社交圈形成的广告宣传，使其赢得更多的病家资源及信任，为其医名的传播及诊金的获取提供便利。
综上可知，释心禅通过切磋医术、医病等方式，使其社交圈变得较为广阔，社交成员既有上层的名流、官员，亦有市井百姓。通过俞樾、李鹏飞、徐引之等人的序言，可见儒士、名流对其医学及个人品质有所认可。可以说,僧医释心禅凭借其自身的努力,被当时地方社会的上层社交圈所接纳，因此在获取病家资源和互动中,比起普通游医，具有更强的优势，在医病关系中更具主导性。
三、释心禅在浙江地方霍乱中的作用
霍乱传入中国在嘉庆二十五年（1），定海亦是最先遭受霍乱侵蚀的地区之一。定海人*式三曾载：“天降疠疾，口吐呕、腹痛、肠绞、泻痢、麻木，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嘉庆庚辰岁(1)此疾初发，逮道光壬午()八月十一日，先妣裘氏以此疾卒于内寝”。[16]卷五.杂著四裘氏先妣事实根据罗尔纲的考证，嘉道时期江浙霍乱传入应是事实。[17]《一得集》载：“光绪丙戌（），定海霍乱盛行”。[2]卷中.查光绪《定海厅志》及民国《定海县志》虽无记载，但光绪十三年（）定海周边的“鄞县秋大疫，死者无算；慈溪秋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降、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吊，又名绞肠痧；奉化忠义乡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18]这可证明定海霍乱而传染周边的事实。
中国古代医者对霍乱已有一定认识，时有医者用雷公散纳脐，并进行艾灸治疗。[2]卷中.雷公散源自杭州，[19]是为治疗霍乱而创，在治疗霍乱时有一定的效果。《孟河丁氏秘方录》记载较详细：
霍乱症皆由寒邪郁结气闭不通，因而吐泻交作，后至力乏，阴虚血液枯涸，则筋脉挛急，手足拘挛，即俗名吊脚痧也。此症朝发夕死，夕发朝亡，无论药力不及，即重用猛力之品而热剂劫阴终于不救，此丹药虽峻猛而纳于脐中自能温通脏腑，不致伤阴。兼治噤口痢疾，腹痛不止，吐泻交作以及急痧等症，无不神效。此方传自古名医，试无不验，识者珍之。治痢症能温通减轻，治阴症尤为神效，但须善其后耳。[20]
方书中虽记载有神效，但从浙江地区霍乱治验中，此方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释心禅亲历疫区，见到病家“百有一活”，且当时服用雷公散者有上吐下泻不良反应，造成元气大伤。[2]卷中.其参与了霍乱的诊治，改进方剂，创新药方，并且对症下药。在医案中记载了当时受诊人群，如下表：
表四：霍乱中受诊病家信息
姓氏性别
鲍姓妇
丁姓妪
项姓子
某妇
某男性
某妇
史姓男
某男性
吴姓男
某男性
年龄
30
约65
12
不详
不详
不详
40
不详
70
不详
身份
市民
市民
市民
不详
不详
不详
农夫
伙计
市民
流民
结果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注：此表根据《一得集》卷中，霍乱症治验八条、霍乱绝症三条整理。
其“治愈者有五十余人，而死者仅此三人，又皆为不治之症，其余如前鲍姓妇症状者最多，所以不概录者”。[2]卷中.从上表看出，其医案中选取的治疗的典型代表。从性别看，男女皆有；从年龄看，老中幼各年龄段皆有；从病家身份看，既有城市人口，亦有乡村人口，甚至还有流民。这说明，释心禅的诊治具有慈善性质，且治疗效果五十多人仅三人不治，医治率高，说明释心禅的医治在地方治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效果。
四、结语
从上述释心禅的经历，可以看出清代僧医以下几处特点：第一，僧医不仅能创新中医疗法，又能将佛教思想、劝善思想运用于治疗中去，这一点不同于普通医家治疗方式；第二，清代僧医这一群体虽活跃民间，但其社会网络也较为宽阔，且能结交如官吏、儒士等上流阶层，这为其行医活动及提高名誉提供了便利，这种宣传作用在医病关系上占据主导性；第三，在地方疫情爆发时，僧医作为社会救疗的一支，虽不及官方、乡绅、宗族的救疗范围大、救治数量多，但仍作为一个重要力量的存在。第四，僧医在为广大民众诊治的过程，亦是将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佛教教义落到实处，清代僧医坐堂出诊，通过行医救人而创造价值，故而医疗成为僧人实现理想、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之一。
（原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1期，引用请参照原文，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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