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版（机器阅读）：
文字版：
年春，苏联因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决定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及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区组织垦荒。4月3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告知中方，苏方将对在沪苏侨进行登记，征召回国参加垦荒的志愿者，请中方给予协助。次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发布《关于在华苏侨可以回国参加农业生产的通告》，并通过苏侨协会开展苏侨回国登记工作。该项工作铺开后，一名刚刚获准回国参加垦荒的苏侨在去南京市旅行时突然遇害……一、春夜遇害遇害的这名外侨名叫罗果夫，圣彼得堡人氏，年出生，其父系当时沙俄*队的一名少校*医。十月革命爆发后，其父携妻带子逃往中国，先在哈尔滨谋生，不久去了上海法租界，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信任，收入渐丰，一家人过着一份不错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十多年时间，老罗果夫身为医生，自己竟然患上了伤寒，不治身亡。父亲的去世，使罗果夫丧失了上医科大学继承老爸衣钵的条件，迫于生活压力，已经念高二的罗果夫不得不中断学业，进了一家俄罗斯人经营的西菜馆打工。那家西菜馆的厨师据说曾给沙俄皇室掌勺，罗果夫就在他的手下当学徒。十年后，罗果夫不但学到了一手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西菜馆。这次，罗果夫被苏侨协会定为重点动员对象，准备将其作为典型树立起来。罗果夫比较识时务，一番权衡后终于作出决定，举家回归苏联，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作出一份贡献。他是旅沪苏侨中首个积极报名者，且自愿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心仪的职业，苏联方面考虑到之后还需动员多批苏侨回国参加农业生产，遂将其定为典型，苏联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地派遣摄制组赴沪拍摄了专题片。处理完在沪一应事务，罗果夫携家小前往南京，与以前在上海的中国邻居、发小叶紫龙道别。一家四口是5月3日从上海去南京的，叶紫龙事先已经接到电报，接站后请挚友一家入住其坐落于第二区火瓦巷已经完成装修但尚未入住的新居。当晚，主人在家设宴招待。八时许，吃过晚餐的罗果夫信步出门，说是在附近溜达溜达。哪知，罗果夫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警方推测，罗果夫出门后，沿着火瓦巷向北行走。从时间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与户部街交叉路口时，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尼庵，墙上绘有彩色图画，便驻步观看。就在此时，他遭到了歹徒袭击。事发时现场并无目击者，尼姑庵内仅有的三个尼姑都在后院做晚课，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听见什么动静。从现场勘查情况判断，歹徒是从罗果夫的身后突然袭击的，对其背部连刺两刀，分别刺中心脏和左肺。罗果夫当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钱包、手表、项链、戒指和钢笔，迅速逃离现场。火瓦巷口原是有路灯照明的，但巧的是这天晚上路灯发生故障，现场光线不佳。罗果夫遇刺倒地后，应该是有路人从巷口或者户部街上经过的，但可能是由于尼姑庵坐落在巷内比较偏僻的位置，光线又暗，所以无人发现庵前有人倒毙。罗果夫久出不归，叶紫龙出门寻找，方才发现友人已经遇害。户部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后自是大惊，当即向分局急电报告后全体出警前往火瓦巷。这等命案，派出所民警当然不可能贸然介入调查，他们只是负责保护现场。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刑警随后赶到，也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候上级领导的命令。以当时的*治气候，像罗果夫这样一位已被苏联*府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对象被害，可以想象中方的重视程度。这起重大命案即刻被逐级上报，从分局、市局、省厅直至北京。北京连夜做出反应——公安部电令江苏省公安厅，立即组建专案侦查班子对该案展开调查；考虑到罗果夫来自上海，调查中肯定会把触角伸向上海，故同时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刑警赶往南京，增援江苏同行。外交部向江苏省、上海市*府拍发紧急电报，要求苏、沪人民*府外事处与苏联方面沟通，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凡苏方（含死者的苏联籍亲友）向上海或者江苏方面提出的任何询问，概由两地外事处负责答复，公安机关不答复外界任何方面的询问。次日上午，江苏、上海的宣传部门同时接到北京电话，要求新闻媒体对该案不予报道，报社、电台不接待就此事来访的社会各界人士。中午，南京、上海警方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一句话，就是尽可能降低该案的负面影响。这究竟是苏联方面的意思，还是中方单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得而知。年5月4日凌晨三时，由江苏省公安厅牵头，从省厅、南京市公安局、案发地分局抽调四十六名精干刑警组建“5·3”案件专案指挥部，由省厅副厅长兼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洪沛霖担任指挥长。从上海赶来的七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单独组成“上海小组”，专门负责对罗果夫在上海方面情况的调查，该小组的业务接受指挥部领导。但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赤波的要求，上海小组仅仅作为增援力量接受江苏方面的指挥，并不隶属于专案指挥部，相当于指挥部的外围力量。因此，上海小组虽然在指挥部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已经赶到南京，但组长钱锦图婉言谢绝了江苏同行要求他们参加案情分析会的邀请，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待命。案情分析会上，主持现场勘查的市局刑侦队队长刘子炎和法医刘世明对现场勘查和验尸情况作了介绍。罗果夫的被害地点在第二区户部街火瓦巷口，巷口有一盏路灯，但当晚这盏路灯没亮，勘查时发现灯泡已被人打碎。初步访查附近住户，得知当天*昏时这盏灯还亮着，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前故意打碎的。从现场发现的脚印判断，疑似案犯有两个，一个是身高在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之间的女性，另一个是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一的男性。案发时，女案犯与受害者在巷内对面而站，可能是在聊天。另一男案犯趁受害者分神之际，悄悄来到其身后，骤然下手，对准罗果夫的背部连刺两刀。女案犯随即离去，男案犯离开前又劫走了罗果夫身上的财物。法医根据伤口判断，凶手使用的是那种在江湖上被称为“小攮子”的雙刃匕首，长约三寸半。受害者身中两刀，一刀刺中心脏，另一刀刺在心肺之间。由此法医认定，凶手手法熟练，惯于使用短刀。其理由是，罗果夫身高一米八六，比他至少矮十五厘米的凶手若想刺中其心脏，那就得把持刀之手抬高十多厘米，抬高的这段距离对于出刀的力度和精准度是有影响的。凶手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那两刀是由下而上刺入受害者背部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动作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凶手却轻而易举做到了。因此，有理由认为凶手是一个对于使用短刀颇有实践的家伙，可能从事过屠宰牲口的行当，甚至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案件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总值班室在市局、分局的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就已经紧急通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及铁路、长航公安，要求对全市交通要道、旅馆、公共浴室及车站、码头进行布控。至案情分析会开始的这段时间内，共报来十三条消息，缉拿了十七名可疑对象，但随后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些人与本案无关。介绍过案情，与会刑警首先讨论了案犯的作案动机。考虑到死者只是个普通的侨民，并无*治背景，此案应与*治无涉，而作为刑事案件，那就不过财杀、仇杀和情杀这三个类型。可往下进行详细分析时，引申出的情况却使一干刑警感到不解。案犯杀人劫财，连一支不值钱的旧钢笔都不放过，显然属于江湖上不上档次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刚出道的新手。可是，分析本案的作案手法，又很难把案犯和刚出道的新手联系起来。比如，精心选择作案地点，毁坏巷口的路灯，还找了个女同伙吸引受害者的注意力，这都不像是新手所为。另外，刑警还想到，如果案犯是为谋财作案，那本案是事先预谋，选定作案目标后方才实施的呢，还是临时起意，罗果夫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撞到了案犯手上？一番讨论后，众刑警排除了预谋作案的可能。如果是预谋作案，案犯应该知晓罗果夫其人的基本情况，那就不必大费周折从上海跟踪到南京下手了，干脆在上海下手不就得了？而且，也不一定非得制造命案，甚至不必面对人高马大练过拳击的罗果夫，趁罗果夫不在家的时候上门抢劫即可。毕竟罗果夫的妻子尼娜（两个孩子平时白天都上学）比其丈夫要好对付得多。登门作案的收获也应该比拦路抢劫丰厚，尼娜有首饰，家里肯定还有其他值钱的物品以及现钞，毕竟这是一个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西菜馆老板的住所嘛。但是，案犯并未这样做，所以初步可以排除预谋作案的可能。再分析临时起意对罗果夫下手这种情况。两个案犯入夜后在南京街头转悠，其中一个身带凶器，那说明是准备作案的，不过尚未选定目标。他们选择的目标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油水，不至于白费劲还担着失风坐牢的巨大风险；二是得手后可以顺利逃离现场。年时的南京，国家尚未全面实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区热闹地段的戏院、影院、舞厅、酒吧、咖啡馆、溜冰场等，入夜后都是开放的，出没者中不乏有钱阶层，都符合有油水这个条件，也不必担心他们会拼命反抗，因为他们不具备罗果夫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反抗能力。选择这样的对象下手成功率应该更大，可是，作案者却选择了一个身高体壮的外国人——外国人遇害，警方肯定更为重视，侦查力度要比一般的案子更大，从这方面考虑，案犯选择罗果夫作为下手对象，也是不明智的。这么分析下来，单纯劫财杀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那么，仇杀和情杀呢？之前，刘子炎已安排参加现场勘查的刑警向死者的妻子尼娜和友人叶紫龙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两人都说，罗果夫并没有什么仇人或情敌之类。当然，如果真有，这二人也未必知道。所以，他们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罗果夫的其他社会关系都在上海，此事就交由上海小组那七名刑警调查了。对于案犯作案动机的分析只得暂时搁置，大伙儿的讨论转向如何开展调查。七嘴八舌议下来，定下了调查方向——第一，查明案发地的路灯灯泡是何时被打碎的，何人打碎的，打碎原因是否跟本案有关系。第二，立刻着手布置在南京市以及周边地区对赃物进行布控，并向江苏省其他地区、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知，请求协助布控。第三，指派刑警随同上海小组在上海开展调查，查明罗果夫生前的社会交往，及其是否有仇敌或情敌等足以引发他人对其进行报复的情况。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一干刑警立刻行动。这时，指挥部接到第四分局的电话，说该分局查获一名可疑女子，与市局要求查缉的命案疑犯之一相似。指挥部闻讯，即命刘子炎率刑警江中平等人前往第四分局对被扣女子进行讯问。刘子炎、江中平等人急匆匆驱车赶到分局，却是大失所望——十分钟前，被扣女子竟然脱逃了！二、两个嫌疑人“5·3”案件发生后，第四分局迅速安排警力对辖区内的旅馆、公共浴室等进行查访。半小时前，治安股民警杨墨华等人在水西门“益辉旅社”盘查时，服务员来报告，说一名女旅客突然腹痛，医院急诊，请示是否允许。杨墨华这人工作非常细致，思维也敏捷，当下便说先去看看情况。那女子三十来岁，烫一头长波浪，此刻正在旅馆迎門的那间屋子里的一张旧沙发上坐着，双手捂着腹部，涕泪齐淌，一脸痛苦。老杨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数秒，问：“这位同志不舒服？医院？医院也得走七八分钟，看你这副样子，估计走到半道没准儿会趴下呢。”又转头问服务员，“旅馆里有没有三轮车？”服务员马上把三轮车推出来。车有了，医院呢？杨墨华说他会骑，让旅馆派一名服务员跟随即可。女子听了连声道谢，一个劲儿念叨着“人民警察真好”。没想到，老杨当一回车夫的打算是有的，但医院，却把坐在车上犹在呼痛不绝的女乘客拉进了水西门派出所。乘客发现不对头，肚子突然不痛了，尖叫一声跳下车欲逃跑，被跟随着的那个服务员拦住，然后，就被跳下车的老杨扣上了手铐。派出所里，这个女人玩起了零口供，任凭问什么都不吭声。不过，这难不倒警察。旅馆住宿是要凭身份证明、出差公函登记的，留在旅馆里的另外两个民警很快就送来了该旅客入住时的登记信息以及其携带的一个旅行包。这个女子的登记身份出乎民警意料——李美瑶，三十二岁，苏北射阳县税务局副股长，还是个国家干部。检查其携带的那个旅行包，里面有几件替换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请派出所唤来附近两个居委会大妈对李美瑶搜身，发现一个钱包，内有少量钞票；搜出的另一件物品使民警颇为吃惊，那是一个比拳头略小的纸包，里面竟然是生石灰。杨墨华见之，禁不住一阵后怕——抓捕这女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把这包玩意儿掏出来冲我脸上砸，只怕就成瞎子了！旅馆的凌老板被传唤到派出所协助调查。老杨等人问下来得知，李美瑶是昨天（5月3日）午前由一个三十五六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子陪同着来“益辉旅社”住宿的。该男子出示了射阳县税务局的出差介绍信，上面写明出差人系本局干部姚终嘉、李美瑶，按照当时的习惯，后面特地在括号内注明“非夫妻”，以防两人同居一室。姚终嘉对凌老板说，只需给李同志安排住宿即可，他还要去江宁县办事，不住南京。这样，凌老板就只给李美瑶办理了入住手续。杨墨华听罢，问：“完啦？”凌老板点头：“完了。”杨墨华把脸孔一板：“检查工作证了吗？”凌老板马上点头哈腰，连说“忘记了”。根据治安规定，旅客持单位介绍信入住旅馆的，须同时出示介绍信和工作证，姓名相符方可入住。凌老板因为那段时间生意清淡，担心得罪旅客后人家转身走路，所以也就省去了这道手续。民警立刻往射阳县税务局打长途电话，这个时段电话线路空，很快就打通了。接听电话的干部说该局并无姚终嘉、李美瑶两人。那介绍信是怎么回事呢？对方解释，上月税务局有人去上海出差时挎包被窃，丢失了半本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已向上海榆林公安分局长阳路派出所报案。“李美瑶”和“姚终嘉”的身高与本案两个案犯相符，“李美瑶”挎包内的石灰包也表明这个女人不是善茬儿。再向旅馆凌老板一了解，得知昨天傍晚这个“李美瑶”离店外出，直至九点多才坐着一辆出租马车返回。这几点，都构成了两人的涉案嫌疑。于是，老杨就把“李美瑶”带到了分局。分局即向专案指挥部报告了上述情况。指挥部派刑警前往分局的同时，向江宁县公安局打电话通报了有疑犯持射阳县税务局介绍信并使用假名“姚终嘉”前往该县的情况，要求县局予以调查。“李美瑶”被带到分局后，值班领導辛副局长非常重视，特地到治安股羁押室看了看。听了老杨汇报的情况，辛副局长担心嫌疑人身体不支，问医院检查一下。老杨赶紧解释，说这女人是装病，冷不防被我们堵在旅馆里盘查，她就假装腹痛想骗服务员开门。当时我仔细一看，她满脸眼泪鼻涕的像是蛮痛苦，脸色却没有寻常急腹痛病人的那种惨白，额头上也没有一滴汗珠，明白这是装的，就将计就计把她带到派出所了。辛副局长听着就放心了，因为这个女人是“5·3”专案的疑犯，分局方面无权讯问，就关照老杨他们好好看守，别出意外。不料，领导前脚刚走，“李美瑶”后脚就出问题了。她瞅准治安股在场的都是男警察，忽然提出要上厕所。治安股所在办公楼没有女厕所，老杨几个只好把她押送到另一栋办公楼的女厕所。厕所里面的窗户上是装着铁栅栏的，他们觉得应该不至于出问题，打开手铐放她进去，他们几个则待在门外走廊里抽着烟等候。万万没想到，“李美瑶”入内之后，立刻开始做脱逃准备。厕所的墙角处放着木柄拖把、竹丝扫帚和用来捅下水道的一根钢钎，她竟然颇有创意地把这三件东西用从拖把上扯下的布条牢牢地扎在一起，然后插入铁栅栏之间的空隙，利用杠杆原理撬开了几根栅栏，钻出窗户，整理一下衣服、头发，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分局大门。门卫室的值班警员是个行将退休的留用老警察，正在瞌睡，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睁开眼，只见“李美瑶”站在窗口，冲他做了个开门的手势。“李美瑶”是从从容容走出来的，门卫不疑有他，也没问什么，把靠近门卫室一侧的小门打开，让她出去了。刘子炎、江中平等四位刑警赶到分局时，这边刚刚发现嫌疑人脱逃，全局各股室的值班警员连同食堂正在准备早餐的炊事员全被动员起来，准备外出搜索附近的大街小巷。辛副局长是分管后勤行*的，于治安刑侦是外行，遇到这种事故，顿时六神无主。见到刘子炎一行，辛副局长大喜，说老刘您是老刑侦，赶紧想办法把逃犯抓回来。刘子炎思忖片刻，说分局这边立刻致电全市各派出所请求紧急协查，同时组织警力赴车站、码头布控，附近旅馆也要派人巡查。刘子炎等四刑警则直奔南京火车站（即现在的南京西站，当时坊间习惯称为“下关车站”），因为刘子炎凭直觉感到“李美瑶”很有可能是流窜犯，脱逃后通常最先想到的就是赶紧离开南京。赶到南京火车站，刘子炎四人直接上了站台，也没有互相交换意见商讨方案什么的，直接就上了站台边一列即将离站的客车，分头向头尾的车厢搜索。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时，刘子炎和刑警小*在车门口发现了刚上车的无座旅客“李美瑶”。女逃犯被揪下列车，扣上了手铐。刘子炎打量对方，目测身高在一米六左右，与“5·3”案件的女性案犯身高相符，再加上旅馆方面反映命案发生时此女正好外出，况且随身携带着生石灰包，再加上用被盗的介绍信入住旅馆，以及刚刚的脱逃情节，都足可以将其与“5·3”案件联系起来。逃犯被押到“5·3”案件专案指挥部驻地南京市公安局。这时，从第四分局传来消息，该局警员在追缉女逃犯时，没发现“李美瑶”的行踪，却意外在一家旅社抓获了以“姚终嘉”的名义登记入住的另一男性疑犯，也就是“李美瑶”的那个搭档。指挥部立刻组织对这一男一女两个疑犯进行讯问——被捕的这对男女，真实姓名分别是宋金亚、屠小兰，江苏省盐城县人氏，两人是一对表兄妹。三十五岁的宋金亚原是轮船工人，抗战时曾在镇江参加汪伪*队，当过便衣队排长。抗战胜利后返回家乡，待不多时就离开了，在江苏金坛当了一名机修工。宋金亚在当汪伪排长的那几年里，沾染了吃喝*嫖的恶习，又时常跟江湖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接触，学得不少歪门邪道，偷盗抢劫诈骗勒索算得上行家里手。当了机修工后，收入太少，不能满足平时的挥霍之需，便琢磨出了一套溜门撬锁的“技艺”。不过，他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从来不在金坛本地下手，宁可舍近求远搞长途奔袭，镇江、丹徒、江宁、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地都留下过其作案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宋金亚供职的那家作坊因故关闭，他也不再寻找新的工作，干脆做了职业盗贼。但他的运气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也就不过一个多月，就在无锡抢劫作案时被捕。要说他的胆子真不小，他的抢劫对象是一名解放**官，抢的是手枪和子弹。好在那*官警觉性高，且有实战经验，宋金亚不但没得手，反倒被当场拿下。年12月底，宋金亚以抢劫未遂被苏南行署法院判刑三年，押解苏州监狱服刑。年底，宋金亚刑满释放，遣返原籍。宋在老家已无家人，甚至连祖屋也因修建道路被*府拆除了。回乡后，当地*府把他安置在其表妹屠小兰那里。然后就要说到屠小兰了。三十挂零的屠小兰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有天壤之别的阶段。“天段”是从出生至年盐城地区解放前。她是地主子女，家境富裕；十八岁结婚，嫁的是当地一个父亲在国民**府当官的公子哥儿，家里不但有大片田地，还在城里开厂开店。抗战时虽然有民主*府的“减租减息”，但所减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不伤筋动骨。年10月盐城地区解放后，情况不同了。时过境迁，抗战早已胜利，“减租减息”扔进了历史档案，*府实施的是“土地改革”。对于那些历史上惯于为富不仁、劣迹斑斑的地主来说，这是一场剥夺几乎全部财产甚至是性命的灾难。屠小兰的老爸屠黑子几十年来给乡亲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地农民开斗争会时将其活活殴毙。而她的丈夫则被定为“工商地主”，虽然并未像其岳父那样对农民、雇工有什么明显的劣迹，却被新*权查出抗战期间曾当过侵华日*的秘密情报员，其收集的情报给新四*和当地民主*府造成过损害，有十数名*地干部因此被敌人杀害。那就没有宽大之说了，立刻逮捕，公审后当场判处死刑，随即执行枪决。此外还有附加刑——除生活必需之外，其余家产全部充公。屠小兰好歹保住了位于乡下的三间草房，一个人住不了，正好这时其表兄宋金亚刑满释放遣返回乡，当地*府就把宋安排到屠小兰那里。那时候，尚未有表兄妹不能结婚的说法，男女表亲成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屠两人，一个是单身，一个是寡妇，而且都是被列入另册的，原本又是亲戚，于是就合二为一做了夫妻。不过，两人没有去区*府登记，他们的婚姻关系并不合法。土改时，农会给屠小兰留下了两亩田，让她自食其力。宋金亚有一手还不错的机修技术，这在当时的偏僻小县城是颇有市场的。可是，宋金亚多年来在外面见惯了大世面，哪里看得上小县城工厂给的微薄薪水？他还是像在金坛那样，干活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不时去外面溜一圈，或偷或抢，反正是贼不走空，好歹都要弄点儿赃物回来。所以，这对男女虽然饱受别人的白眼，物质生活条件却是连县长都没法儿比的。但好景不长。苏北地区当时比较贫穷，在宋金亚眼里微不足道的损失，在普通人看来，却是损失惨重。这种案子发生多起后，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一面侦查一面加强防范。终于有一天，宋金亚发觉风声不对，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跑路。就这样，宋金亚、屠小兰逃离家乡。先是去了上海，想投奔朋友避风头。但那朋友早已搬家，无人知晓其新家住址。这样，退路就断了。好在宋金亚的江湖经验丰富，说先在上海滩混一阵再作计议，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活下去的。其时上海已经解放将近五年，社会治安大有好转。宋、屠两人身上有些赃款，也有以往作案所获的粮票，吃饭不成问题，住宿却不大好解决，因为住旅馆要凭证件和出差介绍信，无业人员外出住旅馆也得拿出户口本和派出所证明，农村人员没有户口本的，则须凭乡里出具的证明。两人只好在车站码头或公共浴室过夜，有时白天买了电影票戏票进影剧院打个盹儿。好在，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天，这个难题忽然得到了解决。一天，两人去北站候车室佯装送客准备伺机“捉兔子”（以顺手牵羊方式偷窃旅客行李）时，忽听旁边传来熟悉的苏北乡音，蓦地一惊，以为追缉人员来沪捉拿他们了。定定神细看，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公家人模样的出差人员，拎着大包小包准备返回。听下来，两人是从与盐城相邻的射阳县来的，宋金亚断定他们带着出差介绍信，当即行窃，那个出差税务干部的挎包被宋金亚瞅个空子偷到手，里面果然有半本已经盖章的空白介绍信。此后，宋金亚、屠小兰就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当然，天天住旅馆开支较大，两人作案更是频繁。宋金亚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案手法，偷窃、抢劫、诈骗轮流进行，而且不在一个城市连续作案。一个多月時间里，他们从上海到嘉兴再到杭州，从杭州到苏州再到无锡、常州、镇江，最后抵达南京，一路上抢劫三起、盗窃三起、诈骗两起。他们是5月3日午后到的南京，和以往一样，两人分别找旅馆住宿，免得一旦发生不测被警方一锅端了。那么，为什么要盯着外侨罗果夫下手，而且一动手就把人给捅死了呢？刑警问出这个问题，宋金亚、屠小兰先是茫然，继而急赤白脸地摇头否认，说他们到南京纯粹是为了旅游，根本就没有作过案。刑警自是不会相信，既然没有作案，那为什么他们所住的两家旅馆都反映他们当天傍晚离开，到晚上九点多才回来？还有，屠小兰随身携带的那包生石灰又是怎么回事？如果警方没有将这二位列为“5·3”案件这种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犯，估计宋金亚、屠小兰肯定有一番狡辩。但是，这当儿眼见得杀人犯的帽子就要扣下来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人急于想要开脱，分别向刑警作了供述——宋金亚对南京比较熟悉，以前他给汪伪汉奸部队当便衣队排长时，经常城里城外乱窜，也曾以假名假身份结交过若干朋友，事后当然人走茶凉，再不联系。不过，对方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身份，他却是去过人家家里，知道对方底细的。这回他带着屠小兰来南京，旅游是假，想作一起抢劫案倒是真的。十年前，汉奸便衣队排长宋金亚以跑单帮的名义跟南京城里一家商行的老板梁丰交上了朋友。商人奉行无利不起早，梁老板交这个跑单帮的苏北朋友为的是洗钱——侵华日*为破坏国民**权控制地区的经济，伪造了法币（年国民*府搞“币制改革”时发行的法定纸币，简称法币），低价出售，买入者通常都是像梁老板这样不大不小的老板，买进后，他们就让人带着假币前往国统区采购物资运回沦陷区。梁老板请宋金亚做的就是这套把戏。宋金亚为完成收集情报之类的差使，拿了假币后，另外叫人去沦陷区跑了两趟，就此跟梁老板交上了朋友，曾去梁氏的宅第吃过饭。梁老板出身前清富家，上两辈做过官，家里有些古玩收藏，喜欢拿出来炫耀。宋金亚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便动起了上门抢劫的脑筋，这次奔南京就是为了此事。作案计划是来南京前就定下的。梁老板前年因病去世，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在南京，家里只有其六十开外的遗孀独自居住。宋金亚寻思，上门抢劫肯定马到成功，而且不必担心会有后遗症。因为他在抗战时只与梁妻见过一次面，而且用的是假名，而当年梁老板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一般说来，梁妻是不会记得他这张平常脸孔的，即使记得起来，最多也就是他的假名假身份（跑单帮），公安局应该破不了案子。于是，两人就做了准备。计划中并无使用暴力的打算，最多只是用刀子将其逼住后捆绑、堵嘴，然后抢劫。至于让屠小兰捎上的那包生石灰，是担心得手后逃离现场过程中惊动邻居、路人，借以脱身用的。5月3日傍晚，宋金亚、屠小兰先去外面找了家饭馆吃了晚饭，然后前往梁家。那条巷子比较偏僻，住家几乎全是像梁老板那样的生意人，一到夜晚都是门户紧闭，巷内冷冷清清，作了案便于顺利逃离。可是，宋、屠二人却没能得手。他们敲门后，梁老太倒是来应门了，不过她很谨慎，隔门查问是哪位。宋金亚报出了他当初去梁家时使用的假名，老太太说记不得了，不肯开门。宋金亚还想说些当初拜访时的情景，老太太却没了耐心，说声“你们走吧”，便转身回屋去了。如果是在小地方，宋金亚只怕还要继续敲门，但这是在南京城里，他不敢造次，只好自叹运气不好，两人悻悻而返。刑警当即去梁老太家查问，证实确有此事，时间节点正是在罗果夫被杀害那当儿。担心有误，又向左邻右舍询问，都说确实听见那个时段有人敲梁家大门。这样，宋金亚、屠小兰的作案嫌疑就被排除了。当然，人是不可能释放的，转由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处置，一一向周边各地警方核实他们作下的案子，一番司法程序走下来，两人都被判了刑。三、*杀日本特工5月4日上午，“5·3”案件专案指挥部刑警熊守静、武云魁、姜晨阳随同“上海小组”七名刑警，一行十人搭乘夜班火车奔赴沪上，对罗果夫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罗果夫生前的社会关系称得上错综复杂，十名刑警马不停蹄，天天起早摸黑，一共花了整整八天时间，方才完成调查。其间，熊守静每天晚上开过汇总调查情况的碰头会后，不管多晚，都必须拨通南京长途电话，向指挥部报告当天调查的情况。尽管大伙儿个个忙得都像车轴一样转个不停，但头几天的电话汇报都很简单，并未查到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线索。直到5月10日晚上八点钟开碰头会时，方才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沪上租界因未被侵华日*占领，故被称为“孤岛”。当时国民*的“中统”、“*统”两大特务系统在上海滩的指挥机关，都设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侵华日*上海宪兵队特高课以及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特务，也时常潜入租界搞绑架、暗杀等活动。双方的这种行动，史称“上海特工战”。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孤岛时期”究竟发生过多少起由多方特工进行的暗杀案件，连巡捕房也无法记载清楚，因为有的暗杀行动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真所谓“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且管杀还管埋，埋得还非常隐蔽，把人干掉后连尸体也找不到。“*统”上海站的行动特工，曾经在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里干掉过一个身份特殊的对象，行动过程中曾得到过罗果夫的直接协助。这条线索是由上海小组组长钱锦图出面约见的西菜馆侍者老边透露的。年过五旬的老边曾是罗果夫的老爸老罗果夫当年经营私人诊所时的杂役，老罗果夫罹患伤寒不治身亡，诊所关门，罗果夫去学厨艺，老边则去法租界一家饭店打杂。一晃十年，罗果夫修成正果，开了自己的餐馆，他雇请的第一个员工就是老边。因此，可以说老边是罗果夫的心腹。据老边说，大约在年三四月间的一个夜晚，即将结束营业的西菜馆来了一个颇有派头的俄国男子。当时他正在收拾店堂准备打烊，见还有客人来，立刻迎上前去，把客人引领到店堂一侧。那人落座后，用俄语吩咐老边：把你们老板罗果夫先生请出来！罗果夫从后堂出来后，老边退到一旁继续忙碌，瞥见来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罗果夫。罗果夫看过名片，立刻向对方鞠躬行礼，状极恭敬。然后，把来人请至后堂，吩咐老边送上咖啡，两人关门说话。一刻钟后，客人离去。西菜馆打烊后，臉色凝重的罗果夫把老边留下，主仆两个开了一瓶红酒浅酌慢饮。罗果夫告诉老边，来人是著名的白俄流亡将*姆拉奇科夫斯基，他曾在“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少将，后退出行伍定居沪上，抗战爆发后效忠“*统”。今晚，将*受某方委托前来请他帮助做一桩事——第二天晚七点，将有一个日本人来西菜馆用餐，某方准备以在酒菜中下*的方式干掉他。由于这个日本人从事的是特工职业，警惕性肯定颇高，某方担心被其察觉，所以希望这次行动能够得到西菜馆方面的帮助。罗果夫说自己是生意人，原本不应参与这种*治活动，估计某方的特工在策划该行动时也听说过他的立场，所以请出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将*前来说项，如此，他就必须买将*的面子了，哪怕把性命搭上也在所不惜。罗果夫之所以要把如此机密的事情告诉老边，是要获得老边的襄助，因为西菜馆的侍者中，只有老边他最信得过，而且也只有老边能够临危不乱，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老边也是性情中人，再说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自有一份爱国之心，听说要解决日本特务，自然一口答应。次日，某方指派的杀手在七点前到达西菜馆，几乎是前后脚，那个日本特工也来了。老边按照罗果夫事先的安排，拿着菜谱过去请客人点酒菜。那日本特工果然有很强的防范意识，朝老边看了看，随即一挥手，说叫你们老板亲自来侍候。罗果夫不得不亲自上阵。酒菜一样样送上，日本特工冷不防会让罗果夫先“品尝”一下。如此几番循环，见罗果夫神情自若，举止不乱，这才放心。最后，这个日本特工终于在品尝一道唤作“罐焖牛肉”的菜肴时着了道。次日，传来了医院殒命的消息。事后老边才知道，所谓的“某方”，其实就是“*统”。“*统”暗杀那个名叫浅水中堂的日本特工后，派人送来一笔酬金，罗果夫坚决拒收，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把它遗忘就是。次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法租界巡捕房被汪伪*权接管，改称“警察局”。曾有警察局的日本顾问和捕探前来西菜馆调查此事，被罗果夫巧妙搪塞过去了。日伪方面对该案似乎并不特别重视，来了两次也就歇菜了。原以为这件事算是过去了，哪知到了抗战胜利后，忽然有人打上门来。那是年2月的一天，西菜馆午市刚歇，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后，老边正要把“打烊”的牌子往玻璃门上挂，一辆卡车呼啸而至，在西菜馆门口停下。从副驾位置跳下一个脸面化得煞白、嘴唇涂得猩红、烫着一个狮子头的中年女子，尖声呼喝：“就是这家，你们下来，给老娘狠狠地砸！”卡车上如同下饺子似的跳下十来条大汉，一律短装打扮，头戴黑呢礼帽，手持铁尺、钢棍，闯进店堂二话不说就是一阵乱砸，然后又冲进后堂，把厨房、账房砸得一塌糊涂。其间，那个妇人叼着香烟把包括老边在内的所有员工一个个揪住逼问：“老板在哪里？那老毛子躲到哪里去了？”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罗果夫临时有事在十分钟前离店外出，肯定少不了挨一顿痛打。待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出动两辆警车载着二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过来时，那班暴徒早已乘卡车离开。此案惊动了当时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陆*中将宣铁吾，下令“严厉查处”。可是，次日宣局长就撤回了手令，然后派人约谈罗果夫。据罗果夫事后向老边透露，此事竟然源于多年前的那起暗杀事件。抗战期间，“*统”在上海设置了被认为是“敌后最强特工网”的特务组织，戴笠亲自制定潜伏计划，破例布置了互相之间并不联系也互不知晓的特务组织——沪一区和沪二区。沪一区的职责是情报和行动，沪二区只负责搞情报，重点是日伪高层和核心部门的情报。那个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高级特工浅水中堂是沪二区发展的秘密间谍，只对沪二区主任本人负责，交代使命、输送情报也是单线联系。沪二区隐藏得很好，整个抗战期间该区没有被捕过一个特工，可以说是世界间谍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虽然沪一区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如沪二区，但行动却是在“*统”全国所有区站中最出类拔萃的。尤其是以大特务毛森为首的代号为“大侠”的行动大队秘密进驻上海后，对日伪方面的暗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暗杀浅水中堂就是“大侠”的杰作。可是，“大侠”没有料到，被他们暗杀的浅水竟然还有另一个身份。浅水被暗杀后，擅长搞情报的沪二区立刻进行紧锣密鼓的秘密调查，最后才弄清楚竟是沪一区下的手。“大侠”无话可说，只好向重庆“*统”总部打报告说明此事。对于戴笠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但沪一区并未违反纪律。于是，由总部出面发了一个命令，规定以后确定锄奸目标后，必须报请总部批准方可执行，也算是亡羊补牢。这是“*统”内部事务，罗果夫当然不知道。不料，事情还没有结束，猛料还在后面——浅水中堂竟然还有一个身份，他同时还是美国海*情报部的间谍。他被杀之后，美国海*情报部也组织了秘密调查，由于投入的力量和手段有限，未能查明。战后，美国海*情报部继续对此进行调查，终于通过一个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美国情报专家查明了真相。按照间谍行业的规矩，此事属于“无话可说”，也就结束了。不过，美国方面却多此一举，派人向浅水中堂的妻子通报了其丈夫被害的真相。美方这样做只是为了少支付一笔抚恤金——向遗孀表明浅水之死跟其为美国工作没有丝毫关系。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倒是撇清了干系，却苦了西菜馆老板罗果夫。浅水的遗孀是中日混血儿，其父祖籍保定府，本姓柳，是清末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后来留在日本，娶了個日本妻子滨田，生下了这个女儿。因为其父是入赘妻家，遂改姓为滨田，女儿名叫滨田梅子。滨田梅子大学毕业后，其母去世，便随父返回中国，定居上海。其父认为自己已跟滨田家族没有关系，遂恢复原来的柳姓，女儿便也跟着叫了柳梅子。柳梅子后来与在日本时的同学浅水中堂结婚。浅水被暗杀后，柳梅子获得了日本宪兵队的一笔抚恤金。她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美国间谍的身份，抗战胜利，亡夫的身份可以公开了，她就通过开赴上海的美国*舰跟海*情报部取得了联系。美方对于浅水的美国间谍身份没有赖账，但认为他的死跟美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浅水并不是因为给美方效劳而被人暗杀的。为说服柳梅子，美方就向柳提供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中对“*统”沪一区暗杀浅水的行动有详尽说法，其中也涉及罗果夫这个西菜馆老板。根据这份材料，柳梅子认定罗果夫是杀害浅水的帮凶，雇佣了一帮社会闲汉去找罗果夫报复，没找到正主儿，就把西菜馆给砸了。上海市警察局弄清楚是这么一回事，考虑到美国方面不能得罪，只能和稀泥。警察局派人和已经加入中国国籍的柳梅子谈话，告诫她再也不可造次，否则一定会从严处理。至于西菜馆方面，宣铁吾的意思是“*统”应该给予罗果夫一点儿经济补偿，于是就以上海警察局的名义给“*统”发了公函。正赶上戴笠飞机失事坠亡，“*统”无人拍板此事。接着“*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罗果夫也不在乎什么赔偿，只要对方不再生事，也就算了。哪知，上海解放后，柳梅子又登门问罪来了。要说她的亡夫浅水中堂还真是不简单，不但在特高课、“*统”、美国海*情报部都有兼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员，其上级是日共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中西功。供职于侵华日*上海宪兵队特高课期间，他曾接受中西功的指令收集过一些情报，由中西功转给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和中共情报部门。柳梅子曾向人民*府提出，要求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遭到拒绝，于是就在年8月再赴西菜馆。时过境迁，这回柳梅子文明些了，也不可能再雇佣闲汉相帮打打砸砸了。不过，她还是那副飞扬跋扈的做派，进门正好撞见罗果夫，当下拦住，直截了当要罗果夫赔偿经济损失，开出了五千万元（旧版人民币，与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的巨额价码。罗果夫提议到公安局去解决，柳梅子断然拒绝。谈判很快就变成了吵架，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柳梅子可能是急火攻心，破口大骂，连“八嗄牙路”也爆出来了，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干脆说起了日语。罗果夫随机应变，当即改说俄语，两人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吵了一阵，相当于鸡同鸭讲，自然没有结果。临末，暴跳如雷的柳梅子忽然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好呀！那你等着，有你的好！”这次，因为对方没有损坏西菜馆的物品，罗果夫没有报警。管段民警到管片进行例行走访时，他也没反映。不久前，罗果夫决定举家回苏联，在西菜馆结束营业前十天，张贴海报向新老顾客道别。柳梅子获悉后，由一个中年男子陪同再次登门。不过，当时老边不在店里，是事后才听说的。这回柳梅子没有张牙舞爪，由那个男子提议“单独谈谈”。三人去了后堂的老板办公室，关着门不知谈了些什么，反正半个多小时后对方离开时，那男的两眼透着凶光，柳梅子则是脸色铁青。一干刑警讨论下来，认为柳梅子有重大作案嫌疑。南京方面三位刑警的负责人熊守静决定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这条线索，其余同志留沪待命。
四、发现赃物熊守静于5月13日午后返回南京时，指挥部正忙着追查一条赃物线索。5月4日指挥部作出兵分两路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同时展开调查的决定后，次日，南京刑警即开始着手调查案发地路灯灯泡被打碎的原因，并在南京市以及周边郊区对赃物进行布控。刑警童健夫等三人负责调查路灯灯泡破碎的原因。原以为这事好查，只要走访该地段的居民就行了。但一天走访下来，跑遍了方圆一公里之内的每户居民，竟然都说不清楚路灯灯泡是怎么被打碎的。不过，至少有十几位居民都记得，傍晚经过巷口时，路灯是亮着的。刑警还询问过负责清扫巷子的临时工许阿姨，她说自己在下午五点多打扫路面时，地上还没有碎玻璃。继续调查，终于查明是一个姓房的十一岁少年和几个小伙伴用弹弓打碎的。刑警调查了这几个少年的家庭背景，目的是要知道他们的家长是否有作案动机。一番调查下来，几户人家全部排除。如此，对打碎灯泡情节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再说另一路针对赃物布控的调查。最初三天，什么线索也没有露头。第四天，突然像井喷一样，一天之内冒出了多起销赃报案。一干刑警分头外出查摸、蹲守，竟然忙不过来，不得不向辖区分局求援，请人家先出警去控制现场。可是，一起起核查赃物，都不是罗果夫被劫的物品。接下来几天，又是“白板”。直到赴沪调查线索的刑警熊守静返宁汇报工作那天——5月13日，上午一上班，指挥部忽然接到镇江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昨晚发现一条疑似销赃线索，赃物系一男式钱包，与“5·3”案件的被劫物品相似，销赃人现已到案，请指挥部迅速派员前往镇江处置。这无疑是专案指挥部至今获得的一条最靠谱的线索，当下，指挥部命令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驱车赴镇江，如果线索确凿，即刻就地办案，警力不够的话，南京这边立刻增援。刘子炎一行赶到镇江市公安局北固分局，了解到以下情况——该区“裕泰旧货店”系全市同行业中首家公私合营试点店铺，前身是创办于民国前期的“裕泰典当”。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府指导下，典当行纷纷转为大众化的旧货店，“裕泰”是最先响应号召的一家。年1月，根据市商业局的安排，“裕泰”又改制为公私合营，被称为“行业中社会主义改造的排头兵”。“裕泰”最老的一位店员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名叫汪仁祥。老汪的身体不大好，一直病病怏怏，春节后又查出患上了急性肝炎。好在已经公私合营，医药费由店方承担，工资照发。对于老汪而言，这当然是一桩大好事，而且明年满六十岁就可享受退休待遇，不必再操劳了。于是，老汪静心休养，直到病情痊愈。5月12日，获准可以正常上班。当天下班前，老汪接待了一个前来出售旧物的顾客。这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户口簿上的名字叫谢三，要出售的是一个男式钱包。老汪在典当行做了三十年朝奉，乃是行业中出了名的老法师。他一看这个钱包，就知道不是寻常货色。这个浅蓝色的钱包是用皮革面料中比较罕见的幼龄海狮皮制作的，表面没有任何划痕。海狮皮制作的产品，具有耐磨和透气性良好的优点，而且因为皮革中含有油脂，用得愈久，色泽愈亮。更难得的是，这个钱包的表面还镶着一枚18K金的徽章，显示其系沙俄时代的皇家用品。老汪问谢三：“这钱包是你家里的？”少年面不改色：“是，我爸打发我来卖掉的。”“你是想寄售呢，还是直接卖掉？”谢三断然回答：“卖掉！”老汪从业三十年，还没经手过这种商品，这个称得上珍贵的钱包使他感到有些为难，不清楚应该开出多少价钱。这天也是巧，店里两个能够拍板的角色——原老板、现副经理任嘉侠和公方派来主持工作的一把手经理老薛都去区里开会了，其他职工都是老汪的徒弟，他是不屑跟他们商量的。于是他就对谢三说：“这样，你把这件东西放在这里，我给你出个条子作为凭证，明天你过来听消息。如果你嫌钱少，那就把货拿回去，你看行不行？”谢三略一考虑，点头同意。不过这少年看来还是有些城府的，他提出除了给他出具条子，还要付一万元押金。这种情况没有先例，不过老汪寻思，这个钱包比较稀有，店里收下肯定不会吃亏，就先用个人的钱给垫上了。把谢三打发走，正准备关门打烊，两个经理开完会回来了，老汪便向他们汇报了此事。不料，他刚把话说了个开头，任嘉侠脸色倏变，一把抓过那个钱包看了片刻，对老薛说：“这玩意儿好像是分局通知布控的赃物嘛！”老薛把分局下发的那张布控通知找出来，三人对着上面的文字一比照，都觉得酷似，赶紧向北固分局大市口派出所报告。大市口派出所当即向分局报告，分局治安股要求派出所先把这个钱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如果确实涉案，就把那少年控制起来，往下的事儿，镇江方面就不便沾手了，应当按照省公安廳5月4日下达的紧急通知的要求，跟南京“5·3”案件专案指挥部联系，由指挥部派员来镇江处置。根据老汪登记下来的那个少年的住址，派出所派员前往鼓楼岗谢家，一问，确实有谢三其人，不过此刻不在家。民警向谢氏夫妇了解谢三出售钱包之事，两人都说不知，而且家里也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钱包。民警就知道这是谢三这小*耍滑头了，便问你家儿子去哪里了。这一问，那对夫妇气不打一处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牢骚，民警听了半天，大致弄清楚了谢三的情况。谢三是谢家的第三个儿子，不过前面两个都没长到一岁就夭折了，所以谢三就被当宝贝疙瘩一样养着，结果造就了一件劣质产品。举凡逃学打架、小偷小摸、骚扰邻里之类的事儿，都少不了他，可当时还没有少年教养一说，最多不过将其提溜到派出所教育一番。谢三聪明，几次下来，意识到民警拿他没办法，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民警尚且拿他没办法，父母就更没辙了。谢三是年9月1日上的学，按说现在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了，可他却还在三年级站队——因经常逃学留了两级。今年他打算继续留级，最好被学校开除，以获得最大自由。而校方呢，也有这个念头，所以根本不去管他。谢三小小年纪，交际却广，镇江全市各个旮旯的社会渣滓他都认识，给那些人当跑腿小弟，还乐此不疲。平时他基本是不在家过夜的，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去。今天父母下班回家，问了两个女儿，都说回家时门是锁着的，根本没见过谢三。民警请他们查看一下户口簿是否在家。老谢去了趟卧室，出来说户口簿不在。老谢告诉民警，谢三经常偷偷把户口簿拿出去，要么自己去旧货店卖东西，要么借给别人去卖东西。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赃物。为此，管段派出所经常找上门来。两口子也很头疼，多次把户口簿藏起来，但无论藏得多严密，总能被谢三找到。后来老谢恼了，把户口簿拿到居委会请干部保管，但人家不肯。镇江民警寻思，如果调查到此为止的话，只怕还不能交差。回头南京刑警怕是也要找谢三的，到时他们自然还得陪同。而且，南京同行多半会认为他们懈怠，留下不好的印象。向领导汇报后，他们开始到处寻找谢三，一干人一直折腾到天亮时分，才在长江边的一条木船上找到了这小子，顺便还逮到了一伙*徒。谢三负责给他们递烟沏茶买点心，据说可以获得两万元“劳务费”。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赶到镇江后，在北固分局治安股的临时羁押室见到了谢三。这小子一夜未眠，正在呼呼酣睡，被唤醒后很恼火，待到发现这些警察眼生，这才一个激灵彻底醒过来。没等刑警发问，他倒主动开腔了，问刑警是什么人，又埋怨民警抓人太急，害得他两万元“劳务费”也没拿到。谈话从谢三身上搜出的那本户口簿开始，问他为什么把户口簿随身带着。谢三自幼和警察打交道，自有一份从容，并不像一般孩子那样，面对疾言厉色的警察会顿时没了主张。他告诉刑警，根据公安局的规定，卖旧货是要凭户口簿的，所以他就带上了。卖完后因为忙得顾不上回家，就把户口簿带在身上。这样，话题就扯到了那个被他以一万元定金押在“裕泰”的那个钱包上。谢三儿突然问：“您几位是哪里的警察？”刑警老朱顿时瞪眼：“少啰唆，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讲清楚，把你关起来！”但这一套对谢三一点儿用处没有。谢三笑了，说我是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关起来的次数多得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最早那次还是让反动派旧警察给关的，还扣过铐子。几位打算再把我关起来，请便。刘子炎吃惊之余，立刻调整策略，让买点心给谢三吃，又说自己来自南京，是来调查一件重要案子的。谢三这才答应配合，说那个钱包是前几天——在刑警的要求下，他想了片刻，终于想起是5月4日——傍晚，他在解放路上的“鸿正兴面馆”吃面时，顺手牵羊从其他食客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原以为这么一个有些沉的钱包里肯定有不少油水，哪知得手后一看却是空的。不过，这个钱包看上去值几个钱，他就动起了卖到旧货行的脑筋。5月12日去“裕泰”卖，没想到那老头儿作不了主定不下价，就先搁在那里了。对于刑警来说，这自然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接下去，刑警让谢三带路去面馆查看现场。谢三马上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便又耍起了花招，说他昨晚一夜没睡。刑警打断说没关系，我们有汽车，不要你走路。这小子看看窗外那明灿灿的阳光，又说天气太热。刘子炎便哄他，说可以私人掏钱请他吃冰淇淋。谢三蹬鼻子上脸，说他有个习惯，吃冰淇淋一次必须两客，否则宁可不吃。刘子炎点头：“行行行！两客就两客！”谢三是“鸿正兴面馆”的常客，面馆从老板到伙计，个个对这主儿恨得牙根发痒，却不敢得罪，因为谢三阴招太多，随便露一手就会影响生意。见他进去，跑堂（该面馆系私营，故人们习惯沿用旧称）立马迎上来，称其“谢小爷”，问他今儿个想在底楼座还是去二楼。谢三指指身后的便衣，说今天不打算照顾你家生意，我只是带几个朋友来看看贵号宝地。这时正是午市，刘子炎就把谢三带到后面的老板屋里，亮明身份，叫谢三说明5月4日他在面馆行窃时所坐的位置。那天傍晚七时许，谢三因为口袋里有几张钞票，就来面馆吃爆鱼、焖肉双档汤面当晚餐。他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落座，等候跑堂的上面条时，邻座来了一对男女。谢三干的是小偷小摸的勾当，时刻准备下手，同时又要提防被人发觉，观察力自是比一般人细致。那对男女一落座，他便不由自主地暗中观察。那个男的三十多岁，较黑，络腮胡子，脖颈很粗壮，脸上一副凶相，穿一件米*色卡其布猎装；女的二十七八岁样子，跟男子相比，肤色显得白皙，头发扎成马尾辫，跟男子说话时，因为动作太大，那条扎着黑色丝绸蝴蝶结的马尾辫老是晃来晃去。女子的口音听上去像是苏州话，男子说的也是江南话，但不像苏州话那样软糯，谢三说不清是哪个地方的口音。一会儿，他要的双档面送来了，吃面时，他依旧用眼角余光留意那对正等待上酒菜的男女，发现男子的目光两次朝自己扫视过来。面吃到一半时，邻桌要的酒菜上来了，那个女子斟酒时，男子说“有点儿热”，便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谢三见之心里一喜，那个位置正好适于一会儿离開时顺手牵羊做一个小动作。于是，他赶紧吃完面条，连平时舍不得放弃的汤水也割爱了，唤来跑堂，付钱后立刻起身走路。经过那男子背后时，谢三顺利地从衣袋里掏到了钱包。这时，面馆午市结束了，刘子炎让老板把跑堂都叫来，要求大家回忆5月4日那对男女食客的情况。但是，时间过得太久，而且饭馆里每天都有此类食客，跑堂们根本想不起来。大家对谢三来吃双档面倒是都有印象，连下面条的师傅也记得这小子，因为跑堂特地关照，这是小兔崽子点的，师傅就不得不挑选大而好的浇头，油水也足，以防那小子故意找茬儿。在南京作案的正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食客的情况自然会引起刘子炎的重视。他立刻把情况汇报到专案指挥部，指挥部也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很快又从南京派来十二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二十多名刑警聚在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定要在镇江查出案犯的蛛丝马迹。五、可疑对象回过头来，再说刑警熊守静这一路。熊守静从上海赶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了在沪调查的情况。指挥长洪沛霖当即下令，向上海增派十一名刑警，会同上海小组，彻查柳梅子的情况，如果发现柳确有疑点，可以立即拘拿。熊守静与增援的十一名刑警回到上海，马上对柳梅子的基本情况作了外围调查。柳梅子与浅水结婚时，在静安寺那边的一家日本商行做会计。浅水被“*统”特务暗杀后，侵华日*上海宪兵队为表示对浅水遗属的关心，安排柳梅医院工作，具体岗位是财务室会计。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医院被国民*接收。接下来，她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到上海解放为止，将近四年时间，柳梅子先后干过商铺店员、洋行职员，年春洋行歇业，她在一家影剧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上海解放后，情况愈加不妙，那家影剧院的老板因为历史问题逃往海外，影剧院关门，柳梅子失业。不久，失业在家的柳梅子突然得到消息，其亡夫浅水生前系日本共产**员，曾以特高课特务的身份为掩护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此后，柳梅子四处奔走，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民*局、外事部门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求追认浅水为革命烈士。这个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不过，这番奔波倒也并非全是無用功，*府为安抚她的情绪，安排她到内河航运公司当了正式职工，不过轮不到坐办公室，只能做做内勤杂务。以柳梅子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这个职位还真是委屈她了。自从浅水死后，柳梅子一直独身。她搬过几次家，每到一处，总是要在新居选择一个最佳位置安放浅水的遗像，每月初一、十五，还会供奉佳肴美酒，点烛焚香。这么些年来，并非没有人追求过她，其中不乏日本人，但都被她回绝了。不过，这只是表面上，暗地里，她和不少男人保持交往。据刑警初步调查，自年浅水被杀到现在，柳梅子至少跟十五名男子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尽管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柳梅子对浅水的感情倒不像假的，她一直没有断过替丈夫复仇的念头。浅水刚被暗杀时，柳梅子隔三差五跑到四川路日*宪兵队特高课，要求特高课长官下令彻查该案，抓获凶手。特高课对于自己人被暗杀的案子，当然非常重视，确实花费过许多心思进行调查，最后查到系重庆方面所为。可是，具体凶手是谁、策划指使人是谁，那就没法儿查了。主持调查该案的佐藤少佐曾找柳梅子谈话，坦率告知一应情况，遭到她的一顿痛骂，说你们不查我就自己去调查。佐藤倒并未生气，说浅水夫人你可以自己调查，查到凶手后告诉我，宪兵队负责抓人。柳梅子还真的花钱请人查了一阵，当然不会有结果。抗战胜利后，柳梅子通过美国海*情报部门，弄清了浅水之死的大致情况。人家当然不可能告诉她具体执行暗杀使命的是“*统”的哪个特工，只透露说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可能对这次暗杀行动提供了帮助。联想到丈夫是在西菜馆用餐回家后才身亡的，柳梅子就想当然地认定是罗果夫在酒菜中下了*，于是就打上门去。第一次还是在国民*统治时期，因为浅水有美国海*情报人员的秘密身份，警察局不愿干预此事，对柳梅子警告一番，也就算了。上海解放后，柳梅子两次去西菜馆“讨说法”，迫于形势，自然无法再打打杀杀了，但还是气势汹汹。刑警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柳梅子多次向她的一些朋友表示，一定要算一算跟罗果夫的那笔血债。在调查中，刑警还意外了解到一个情况。去年8月，柳梅子去西菜馆爆出日语粗口“八嘎牙路”之后大约一星期，其供职的内河航运公司对员工进行体检，柳梅子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处于中晚期阶段。这个情况使刑警感到突兀的同时，更增加了对其实施所谓“复仇”的怀疑。从柳梅子的“复仇”决心来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未曾松懈过，只不过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不敢付诸行动。现在，她患了癌症，在那个肺结核尚且可以轻易夺去人的生命的年代，得了癌症那更是死路一条了。因此，被查出罹患癌症，可能会成为她实施“复仇”的催化剂。据此情况，刑警决定跟柳梅子当面接触。5月15日上午，医院回家的途中将其拦截，宣布对其依法传讯。把柳梅子带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后，即由熊守静等三名刑警对其进行讯问。刑警先从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问起，假装不知道柳已患了癌症。问了几句，原以为柳梅子肯定会把癌症的事说出来，哪知她竟很沉得住气，根本没提，还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熊守静就把话题转移到罗果夫身上，问她是否听说了罗果夫的事情。柳梅子说不只是听说，她还去过那家目前已经关门的西菜馆，跟罗果夫当面对过话，这家伙不是就要回去“建设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了吗？呵呵，总算老天有眼，这个罗宋瘪三罪有应得！熊守静突然把话锋一转：“这案子跟你是否有关系呢？”柳梅子一愣：“哦……原来你们怀疑是我杀了他？那行啊，拿证据出来！”“先说说你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吧，从早到晚在干什么都说清楚。”柳梅子说：“我觉得你们这帮警察的思维很奇怪。可能你们的脑子特别好，可以把半个月以来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活动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你们是否上过大学，我倒是大学毕业的，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到马路上随便找几个人问问，看谁能说得上来？”干刑侦的大凡都会遇上这种角色，自然也有应对之术。不过，眼前这个柳梅子有点儿难缠，刑警费了好大工夫，方才把她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一一查明——自4月26日至5月10日，她医院接受治疗，住在内科病区病房，5月11日出院后一直待在家里。上述情况，前者有医生、护士、化验师和病友作证，后者有多名邻居作证。刑警一共走访了三十七名证人，笔录制作了厚厚一沓，足可证明柳梅子没有作案时间，在案发后也没有跟其他人有过接触。但是，刑警认为尚不能排除柳梅子的涉案嫌疑，毕竟她有强烈的作案动机。所以，调查还须继续进行下去。鉴于柳梅子是癌症患者，刑警决定解除对她的羁押，放其回家。没想到，柳梅子拒绝找人为其担保，无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刑警只得与其单位内河航运公司联系，由公司保卫科安排两名女职工去其住处与其同住，美其名曰“照料病人”，其实就是寸身不离日夜监视。往下，就是调查柳梅子的那些异性朋友了。如果这个案子确实是她指使他人下的手，那她所找的人肯定与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一番查摸后，刑警的目光集中到两个人身上——这二位，年岁跟柳梅子相仿，一个叫齐穆，一个叫梁重欢。齐穆是求新造船厂技师，梁重欢原是汽车修理厂老板，上海解放前夕把厂子以二百六十两*金转让出去，从事过倒腾“*白绿”（即*金、银洋和美元）的营生，赶在市*管会打击之前歇手，因此未被追究，从此靠利息过着一份滋润日子。这两个男子都是鳏夫，丧偶两三年至今未娶，喜好寻花问柳，柳梅子则是他们的情人。不过，刑警在调查中发现，齐、梁两人从未见过面，也不知自己不过是柳梅子那副桃色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刑警之所以忽略了其他“棋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