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拒绝红包协议”中的道德效力
真正的宣誓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久而久之，有助于让人在心底沉淀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和遵行规则。毫无疑问，签拒绝红包协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宣誓
国家卫计委日前颁布新规，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都要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这一规定在深圳市民中间也引起了热议，赞成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
赞成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净化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而在质疑者看来，基于自律的协议岂能从实质上杜绝红包现象？它如同房产交易中的阴阳合同一样，协议照签，红包照收，说不定还成了医生的护身符。
质疑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给医生送红包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医疗顽疾，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监管设计，单凭一纸协议显然无法扭转这样的现实。但是，不能因此而认定签拒绝红包协议就是一种多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仪式秀对于重建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把社会的发展比作一辆前行的马车，那么道德和法律就是马车的两个前驱车轮，我们当然需要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但除此之外，也离不开自律的力量，离不开情感上的认同与升华。对付医疗顽疾，得从监管与惩罚的角度下猛药，但也不妨通过签订协议这样的文火慢熬来活血化淤，消除病灶。
在西方，宣誓是一种常见的场景，它不仅存在于严肃的*治和日常生活中，伴随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其所背负的道德效力，更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这里，每个医学院学生毕业时一般都要宣读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也是着眼于让这种形式上的美感折射到一个人的内心中去。
真正的宣誓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久而久之，有助于让人在心底沉淀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和遵行规则。毫无疑问，签拒绝红包协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宣誓。就像老师不得打骂学生一样，医生不得收取患者红包是一种行业底线，而宣誓，是阻止这一底线继续下滑的一种必要的尝试。